在中信公司董事长办公室里，镶木墙上挂着一幅巨型彩照，那是主人荣毅仁与邓小平亲切握手的照片，荣毅仁对这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十分珍爱，因为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邀集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古耕虞五位工商界人士座谈。在会上邓小平向大家阐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意见。邓小平对原工商界人士寄以厚望，说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
据说当邓小平谈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挥原工商界人士专长问题时，其中几位老人都向邓小平提出要摘除资产阶段的帽子。资产阶段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定息也早拿光了，大家都在干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十年又和资深党员一样受苦受难，提出摘除帽子的请求也很正常，无可非议。可是荣毅仁却独持异议，在会上提出了吸资兴办实业的建议。对此老先生们还不大高兴，颇有责言。但是却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邓小平以亲切的语调，对荣毅仁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摆脱一切其他工作，集中精力从事祖国经济建设，围绕改革、创办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创出一条新路来，并尽快写出一份报告。
可搞些什么好呢？谈话过后，荣毅仁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时国务院拟设立一个部让荣毅仁去主持。是做官还是去办企业？荣毅仁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不，我不想当官，还是当我的企业家。
好！就办一个实业公司。那时荣毅仁除警卫员和司机外，还没有助手。于是亲自动手，熬了几个夜晚，夫人杨鉴清帮着抄写，最终完成了一份创办公司的报告，上报邓小平。没过几天邓小平便亲笔批准了这个报告，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这样，创办公司的大政方针算定下来了。要知道，“公司”一词在当时国人的心目中还是相当陌生的。
荣氏家族有四百多位亲属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大多都是工商界及科技界知名人士。荣毅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海外亲友的帮助，为我国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做了不少穿针引线的工作。同时，长期创办实业所形成的市场意识，对外开放的清新空气，出国考察的所见所闻，国外亲友的有利条件，使荣毅仁的思维变得十分活跃。于是，一个创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设想油然而生。
信托投资并不是中国固有的东西，而是一种舶来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筹资、融资、发展经济贸易的一种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谁也没有搞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
“荣毅仁真傻，放着部长不当，却去搞这有‘风险’的新玩意儿，他的苦头还没吃够呢！”有人这样说。
“再搞这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弄不好能说得清楚？”有人怀疑。
对于这些担忧，荣毅仁能够理解。说这话的大部分人，曾被打成“小集团”当时还没平反呢。荣毅仁开导他们说：“冤假错案也不止是我们这些人，不都在平反吗？这事我们可以提出申诉。现在我们是为对外开放出力，有中央支持，就没有什么好怕了。”
1979年4月，荣毅仁邀请了几位原工商界著名人士到北京，大家集思广益，出谋划策，具体商谈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批示，筹组投资公司等事宜。
蓝图既定了，荣毅仁便向邓小平大胆陈言，提出开办国际信托投资业务的计划。荣毅仁说：“资本主义社会经常使用的方法，不应被视作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环境。”邓小平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且允诺说：“你来带头办实体，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人由你选，业务由你管，事情由你负责。”还告诫荣毅仁说：“要排除干扰，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关于公司名称的由来和它的标志，这里还有一段佳话。原来，荣毅仁亲手写的第二份报告是上报国务院，主要是关于成立中国国际信托资公司的设想。今天已经享誉中外的CITIC，在报告里是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投资在前，信托在后，表明公司的重点是投资，主要是引进外资，投资项目。但国务院的正式批文是信托在前投资在后，也许是因为有信托再有投资的缘故吧。最后中信正式定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英文是CHINAINTERNATIONALTRUST＆INVESTMENTCOR?PORATION，几个字头单拿出来就成了CITIC。开始时我们和外国朋友讲话时都称全名，讲起来很拗口，渐渐就叫C．I．T．I．C，还是感觉不方便。后来，荣毅仁建议，干脆就按英语拼音念“锡狄克”（CITIC）吧，于是，便这样传开了。
中央领导的有力支持，保证了中信公司的顺利诞生。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在举行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王震、谷牧等中央领导都出席祝贺。从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国际信托投资事业，在中华大地迅速崛起。
二十余年后，荣毅仁主持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自然与昔日私营的信托公司不可同日而言，它与深圳、珠海等开放特区一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摘自《荣氏家族》，马克锋著，广州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